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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实践提升大学生慈善意识的多案例研究

时间:2016-06-01 17:09来源:《学理论·中旬刊》2015012期 作者:黄学军点击:

摘 要:以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的实践内容为载体,围绕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如何影响大学生慈善意识的作用机制,使用质性分析和量化分析相结合的案例研究方法,对浙江省4所同类高校较为有影响力的4个公益组织展开研究。研究证实,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有助于促进大学生慈善意识;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有助于内部成员收获正面的社会反馈,且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收获的正面社会反馈有助于提升组织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

关键词: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大学生慈善意识;社会反馈;案例研究

大学生是对社会问题较为敏感的群体,同时受到校内、校外公益组织和慈善组织实践的影响。研究者在本文中将研究内容聚焦于大学校内公益性学生组织的具体实践活动,以探讨公益实践对于大学生慈善意识的作用机制。

研究者采用了多种分析手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研究者对4个公益性学生组织负责人分别进行半结构化的访谈,通过访谈录音、资料整理、编码分析等过程探索公益性学生组织实践的路径模型、社会反响等内容;另一方面,研究者分别选取样本高校的大学生进行关于大学生慈善意识的问卷填测,通过实证数据测量组织内、外部成员的慈善意识差距。

通过各案例间的互为补充和相互印证,研究者探析了公益性学生组织实践中做什么和怎么做的路径模型,同时建构出公益实践正向影响大学生慈善意识机制中的潜在中介变量,并用定量化的手段加以佐证。

一、理论分析

有学者阐述了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运作过程中内、外部环境的作用特点(龙永红,2012);另有学者从资源动员方式的角度细分了高校公益组织对内、外部资源的运用(王占军,2008),但这些研究没有揭示组织运作方式和细分资源在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中的性质。

对于慈善意识的主观影响因素并无定论。一方面,有研究发现宗教信仰、收入等主观因素与公民慈善意识的相关性不显著(杨明伟,2007)。另一方面,当研究对象聚焦到大学生时,另有学者发现上述部分的主观因素与大学生慈善意识相关性显著(王长建,2014),但对影响其慈善意识的过程并未进行深入探讨。

在慈善意识的外部影响因素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大学生对于媒体正面性社会行为报道的积极性和认同度较高(车文辉等,2008)。当代大学生偏好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平台,接触到的校内校外慈善组织实践都是时新的,而基于互动和评论的社交网络亦促进了这些大学生的关注度和参与感。然而,近些年诸如汉中红会的丑闻无疑会打击部分有独立思想和认知的大学生参与慈善的热情与信心(王长建,2014)。不过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通过号召本校大学生参与公益实践活动,能够发挥对负面社论的免疫作用。

本文的价值是将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的实践内容作为载体,以活动参与主体为主要研究对象,应用多案例研究的质性方法探索各个组织开展公益慈善项目的路径模型。研究者同时运用定量化的数据佐证了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能够促进大学生慈善意识的结论,并且探析出该机制中的潜在中介变量:社会反馈。

二、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适用于研究的早期阶段,抑或是向已有的研究主题提供一个新颖的视角(Eisenhardt,1989)。本文是围绕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如何影响大学生慈善意识展开探索式研究的,因此本文的研究情境同案例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境是相契合的。

研究者在下文中着重分析了案例选择、数据采集与资料分析3个部分。

(一)案例选择

高校公益性社团是大学生公益实践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周霞,2011)。由于各个高校的公益性学生社团浸润于不同的校园文化与氛围中,难免产生彼此的较大差异性。因此,研究者为了得到具备广泛适用性的结论,选取了浙江省内4所同类高校中较为有影响力的4个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作为研究对象(见表1)。

(二)数据采集

首先,研究者对选入样本的每个组织进行了单案例的研究。在深度挖掘各公益组织微博、微信及第三方媒体等互联网资料的基础上,对组织的负责人进行半结构化的访谈,进而采集质性资料。研究者事先征得被采访者的同意后,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并在访谈结束后的24小时内进行录入。

其次,研究者对上述的质性资料进行了归纳式的理论构建。通过跨案例分析方法(Eisenhardt,1989),研究者从质性资料中逐步建构出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的实践特点及其从实践中收获的社会反馈。

最后,研究者对每个组织负责人指定的曾参与对应组织公益实践活动的学生和指定范围外的学生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来验证该组织的公益实践对大学生慈善意识的影响。

(三)资料分析

1.公益实践

作者借鉴学者周霞的研究结论,将4个案例中公益慈善实践内容通过公益性、自愿性和群体合作性3个维度展开质性分析(编码结果见表格2)。公益性指的是公益慈善主体的目的一般是通过帮助弱势群体等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优化;自愿性指的是公益慈善主体是自愿加入社团组织并无偿地付出自身时间和精力践行公益慈善(魏新惠,2012);群体合作性指的是公益慈善主体和社团组织内部成员、其他组织成员,以相互协作的方式共同推动公益慈善项目。

2.社会反馈

研究者认为,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的不断积累能够制造诸多的正面社会反馈,分别表现为受众正面反应和媒体正面社论(编码结果见表3)。其中受众正面反应指的是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服务对象给予公益项目的正面反应和评估;媒体正面社论指的是各类媒体对于公益慈善主体事迹的正面评论和积极传播。

3.慈善意识

研究者整合了学者杨明伟(2007)和任源(2012)的慈善意识量表,最后设计成的问卷涵括基于大学生慈善意识水平测验的13个问题。其中每个问题采用Likert五级量表,得分愈高代表慈善意识水平愈高,总分65(13×5)分。

研究者让各组织负责人分别指定组织内本校生和组织外本校生完成问卷,各个高校的样本构成根据对应的公益组织规模而定。为避免混淆,其中向组织外成员提供了传统的纸质版问卷,另外向组织内成员提供了相同内容问卷的链接。

问卷回收并录入计算机后,研究者对各个案例进行了学生属性(即是否是本公益组织成员)影响大学生慈善意识的两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每个高校的学生属性对于慈善意识水平均具有显著的差异,且高校公益组织内部成员比组织外的其他校内学生慈善意识水平高(T检验结果汇总见表4)。

具体结果显示:对于ZNQ所在高校学生属性影响慈善意识的检验,内部成员慈善意识的总得分为52.6111,外部成员慈善意识的总得分为48.2647,即表示ZNQ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高于ZNQ同校外部学生的慈善意识;又由于P值等于0.000,说明ZNQ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显著高于ZNQ同校外部学校的慈善意识。同理可以分析出HDJ、SG和YLM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显著高于各自同校其他学生的慈善意识。

三、研究讨论与命题

研究者根据上述资料分析中各构念的定义和相关实证数据的佐证,结合已有的一些研究结论,尝试着构建出上述3个构念之间的联系。参考其他案例研究学者的方式后,研究者以4个案例逐个验证的方式导出如下的3个命题。

(一)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和大学生慈善意识的关系

研究者认为,大部分大学生选择加入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的原始动机便是公益心驱使的;又因为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本身具有公益性、群体合作性等特质,所以其内部成员会随着自身公益实践经历的累积而逐渐强化其公益伦理认知(卢先明,2012),继而提升慈善意识水平。

上述资料分析中高校学生属性影响慈善意识的检验中,控制变量即为实验对象是否是样本组织内部成员这一单个变量,而且上述数据已经证实了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和大学生慈善意识的关系。根据研究者的上述讨论,推导出下述的命题1。

命题1: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有助于促进大学生慈善意识。

(二)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和社会反馈的关系

媒体对全国民间公益的报道整体是正面性多于负面性的,但多数媒体都是站在客观视角做出中性传播决策的(罗婧,2013)。负面社论中的新闻机构更多扮演监督者的角色,而正面社论中的新闻机构更多是宣传者和普及者(高盛楠等,2013)。借助其他媒体的正面传播,既有助于提升公益组织的影响力(韩正贤,2009),又符合公益组织价值主张和发展诉求。虽然诸如汉中红会事件、中国红会事件等负面新闻时有曝光,但是这些媒体报道并不至于动摇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内部成员固有的公益观念。一方面,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不同于社会公益机构,其对资源的整合利用(王占军,2008)是更为公开化的;另一方面,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帮扶对象的情境反馈是公益实践主体能够亲身感受到的,第三方媒体的正面报道亦能巩固其内部成员对公益伦理和组织价值观的认同。

从表2和表3中可以发现,第一,ZNQ针对周边村镇老人和针对本地外来务工子女的公益实践都彰显了组织实践的公益性特征;第二,被访者本科3年都潜心专注于本社团的发展和对社团价值主张的认同都显现出其自愿服务的心态;第三,当组织实践面临财力、人力等资源约束时,联合校艺术团、公交部门等其他机构推动公益实践的作为折射出ZNQ主张联合行动的特点。由于ZNQ公益行动均创造出一定的社会价值,受众都乐意接受ZNQ提供的服务内容,并表现出情感支持,杭州日报和钱江晚报亦对ZNQ公益项目的公益成就进行了正面的宣传报道。

对于HDJ此个案,从表2和表3中可以洞悉,第一,HDJ针对山区儿童的关怀举措和针对本地独居老人的情感支撑都显露出其开发项目的公益性价值诉求;第二,负责人热衷社会公益的决心和内部成员甘愿忍饥挨饿的态度都传达了HDJ成员参与公益实践的自愿动机;第三,向城市小学和开发区高管寻求财务支援和从其他高校获取智力资源的举动表现出HDJ社会化合作的特点。由于HDJ的组织价值诉求立足于创造社会效益,其服务对象在HDJ的公益实践是开心愉悦的,新华网更是对其西湖捡烟头的显著社会效应予以正视。

对于SG此个案,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第一,SG针对四川贫寒山区孩子的衣物支援和针对暑假农村地区孩子的成长关怀同社团创办初衷是吻合的;第二,组织成员热心公益并且甘愿奉献宝贵时间的情怀蕴藏着对于公益事业的自愿支持;第三,SG相应民间公益组织狮子会和校内外其他机构发展公益事业发散出SG乐于协作参与公益活动的特征。缘于SG立足于教育资源均衡化的持续行动,受益的孩童都表露出开心状,新华网和钱江晚报亦用“雷锋”“温暖”等正面词汇予以报道。

对于YLM此个案,从表2和表3中可以发现,第一,YLM针对杭城外地籍务工人员的衣物赞助和针对藏族小学的汉文化教育资源建设都映射出关怀西部发展的社团创办出发点;第二,组织甘心贡献私有财产来创设公益社团的公益热情彰显了YLM的联合创始人公益行动的自愿特质;第三,YLM同益优公益组织等其他民间公益组织、其他校内机构的交互,都反映出YLM协作式参与的特点。缘于SG对于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视和关怀,农民工们和藏族小学都表示满足状,腾讯·大浙网亦加入并助力其社会化资源的募集。

研究者认为,成员的亲身体验,加之活动项目具备的高社会效益和高社会价值,上述组织自然能够收到来自于受众的直接情感回应和来自于外部媒体的间接正面传播。根据研究者的上述讨论,推导出下述的命题2。

命题2: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有助于内部成员收获正面的社会反馈。

(三)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收获的社会反馈和大学生慈善意识的关系

由于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内部成员是亲身参与体验公益项目的,必然能够感受到来自受众直接的情感反馈,继而转换为内部成员更深层次的慈善意识(康敏,2010)。此外,杨明伟(2007)和车文辉(2008)均已明确外界环境中的媒体正面社论对大学生慈善意识是具有刺激作用的。

从表3中可以发现,ZNQ内部成员通过公益实践接收到来自于服务受众的情感支持;与此同时,杭城本土的2家报社对其公益实践的成效做出正面社论。ZNQ内部成员在这种乐观的慈善氛围中,相较于所在学校的其他大学生易具备更高层次的慈善意识。因此,表4中与之相呼应的是ZNQ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显著高于ZNQ外部成员的慈善意识。

对于HDJ这一案例,HDJ内部成员通过公益实践感受到来自于老人和湘西女孩开心愉悦的反应;此外,新华网和下沙资讯网分别对其西湖环卫和牵手公益支教活动作了积极评价和报道。HDJ内部成员在公益慈善实践过程中为自身营造了更为乐观的慈善氛围,更易促进其慈善意识。因此,表4中与之相呼应的是HDJ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亦显著高于HDJ外部成员的慈善意识。

对于SG这一案例,SG内部成员通过公益实践感知到来自于孩子们的高兴状和新奇感;与此同时,国内主流媒体新华社旗下的新华网更是用正面词汇冠以SG“雷锋团体”的称号。SG内部成员通过参与公益慈善活动构筑起更为和谐的慈善环境,更易派生出深层次的慈善意识认知。因此,表4中与之相呼应的是SG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同外部成员相比是显著高的。

对于YLM这一案例,其内部成员通过公益实践收获了来自于冬衣受助者和藏民的满足感;此外,主办方官网表彰了YLM环保类公益实践的成绩,大浙网亦积极传播YLM的图书馆援建项目。YLM内部成员通过短暂的2年便营造了适合自身发展的慈善环境,更易强化其慈善意识。因此,表4中与之相呼应的是即使YLM所在高校整体慈善意识较高(外部成员的慈善意识就达51.4419分),SG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同外部成员相比仍然是显著高的。

研究者认为,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在公益慈善经历中直接感受到的受众正面反应,以及来源于外界和同类组织间的媒体正面报道都能促进组织内部每个个体的慈善意识。根据研究者的上述讨论,推导出下述的命题3。

命题3: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收获的正面社会反馈有助于提升组织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

四、结论

本文没有从慈善意识影响慈善行为的视角入手,而是从反面着眼,通过运用质性分析和量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多案例研究。研究者运用定量数据证实了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有助于内部成员慈善意识的提升,并且通过归纳式演绎和跨案例研究挖掘出学者周霞(2011)提及的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的3层特质,以及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社会反馈的受众正面反应、媒体正面社论2层特质。

依托质性资料的编码分析和实证数据的支持,研究者整理了公益实践、社会反馈和大学生慈善意识之间的关系,初步构建出如下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参考文献:

[1]龙永红.高校公益性学生组织的运作机制——基于四个个案的质性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12,10(4):72.

[2]王占军.高校公益性学生社团的组织资源动员——关于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的案例研究[J].复旦教育论坛,2008,6(1):27-29.

[3]杨明伟.公民慈善意识及影响因素分析——在济南市的调查[D].济南:山东大学,2007:53-61.

[4]王长建.当代大学生慈善行为与影响因素研究——以武汉市为例[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21-25.

[5]车文辉,杨琼.媒体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J].现代大学教育,2008(4):95-97.

[6]李平,曹仰锋.案例研究方法:理论与范例——凯瑟琳·艾森哈特论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0-20.

[7]周霞.试析高校公益性社团在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中的价值[J].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2011(1):36.

[8]魏新惠.新时期高校大学生慈善意识提升和慈善行为激励机制研究[J].社科纵横,2012(27):233-234.

[9]任源.大学生慈善行为的影响因素及自身效应研究[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2012:70-71.

[10]卢先明.论公益伦理的特点[J].道德与文明,2012(3):110-113.

[11]罗婧.试析大陆民间公益报道[D].南宁:广西大学,2013:14.

[12]韩正贤.运用宣传手段有效提升社会公益组织的品牌[J].社团之声,2009(2):54.

[13]高盛楠,朱尉.健康传播视域下公益组织的媒体策略与空间拓展探析——以大爱清尘公益组织为例[J].东南传播,2013(9):7.

[14]康敏.民间慈善组织利用媒体传播公益精神模式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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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论文发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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